在鹿新弟看来，传统的技术工人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时期产业工人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这也是培养新时期产业工人或高技能人才的瓶颈所在。为适应新形势下技术工人职业发展要求，他建议在国家层面设立新“八级工”制度。
鹿新弟指出，目前我国劳动者总量为8.9亿人，技能劳动者约1.65亿人，占比不足21.3%，远低于德国的80%、日本的40%；高技能人才仅有4791万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6.2%。到2021年，全国制造业企业高技能人才缺口将达2200万人。同时，技术技能岗位对年轻一代吸引力不强，职业认同感差，青年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后续乏力，技能人才供给市场规模缩减、年龄结构老化。
“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规模日益壮大、结构日益优化、素质逐步提高的高技能人才队伍，但无论总量还是比例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的要求有相当差距，高技术人才还存在结构问题突出、人才断档等现象。大规模培养中高级技能人才，提高技术工人队伍整体素质刻不容缓。”鹿新弟说道。
据鹿新弟介绍，国内技术工人职业技能等级评价目前采用的是“五级制”，即有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五个等级（2021年增加了特级技师试点工作）。在“五级制”下，有些产业工人在30岁左右就已经达到高级技师等级，过早地触碰到了“天花板”，对产业工人职业发展十分不利。“他们还有30年工作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职业发展评价，技术上没有晋升，会打消他们工作的积极性，这种现象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时期产业工人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培养新时期产业工人或高技能人才的瓶颈所在。”
而更为实际的问题是，一些企业技工的职业资格等级与薪资待遇等挂钩的紧密程度不如专业技术人员，甚至有很多企业评聘脱钩，很多高级技工即便是大国工匠，发明创造成果累累，效益薪资水平却跟企业机关科员一个层级，导致看到职业天花板的高技能工人纷纷转干，脱离一线生产，造成我国生产一线留不住高技能工人，而企业机关越来越庞大臃肿的现象。没有高质量工人，何谈高质量产品？生产一线留不住“宝贝级别”的工人，这就很大程度限制了“中国制造”成为“世界名牌”的速度。
“虽然一些地方和企业在提高高技能人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方面进行了探索，但技能人才在生产决策、企业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没有话语权的现状并未改变。职业资格等级自主评价工作开展以来，评价标准、评价程序、管理办法等各地区和企业不尽相同，参差不齐。有的地方和企业在自主评定过程中通过率太低，影响产业工人钻研和提升技能的积极性。技术工人的前途早早就‘一眼望到头’。这是以独生子女为主流的‘00后’家长不愿意为孩子选择上职业学校、当技术工人的主要原因。”鹿新弟说道。
基于我国技能人才发展现状，鹿新弟建议，国家应设“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制度。所谓“新八级工”，即由低到高共包含学徒工（增加）、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和工人院士（增加）。在“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评价体系下，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七级为政府或企业进行评定，工人院士为政府认定。职业技能等级与薪资待遇挂钩。
鹿新弟还建议，要提高产业工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的经济待遇，要建立企业科学考评体系，避免出现级别一样，管理者、工程技术人员的经济待遇高出产业工人过多的不合理现象。让工人感到通过努力阶层可以晋升，工人职业也无上光荣，真正从本质上实现高层次技工可以与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同等的社会地位。
“今天，我们在呼唤大国工匠的时代背景下，通过设立‘新八级工’制度，打破技能工人成长的‘天花板’‘隐形门’，一方面是拓展纵向发展通道，让更多三四十岁的高级技师，有不断向上发展的职业成长空间；另一方面扩大横向发展空间，为技能人才在待遇水平、激励保障上推出新举措。树立更高职业认同感和荣誉感，培养更多拥有高超技艺、精湛技能，具有精益求精‘工匠精神’的产业工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年轻一代积极主动走上技术技能成才之路。”鹿新弟说。
产业工人队伍是我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近几年，包括鹿新弟等全国人大代表对“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呼声很高。而在呼吁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同时，近年来在全国两会上鹿新弟也多次提出提高产业工人待遇等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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