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立国之战。

纵观为期三年的朝鲜战争，双方军队大规模全力以赴的对抗和碰撞，是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 日近八个月时间举行的、波澜壮阔的五次大的运动战。

之后的两年多，则是边谈判边武力较量的局部阵地战。

此间交战双方此消彼长，比拼意志，激烈性和残酷性一点都不次于五次战役。经常把局部阵地战，越滚越大，打成了战役级规模，比如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

在撼天动地的五次战役中，第一次战役具有里程碑式的象征意义。它的意义在于将原本准备在平壤一带打防御战的计划，改为了利用运动战术，建立了打大歼灭战的决心。（见本文作者《风起云山——抗美援朝第一战》）

战果最为辉煌的是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它是五次战役中，最难打、最激烈的战役。相比于东线艰苦卓绝的长津湖之战，最能体现第二次战役的我方战绩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战场是西线那一部分。

西线才是第二次战役的核心和主战场。

志愿军第十三兵团用犁庭扫穴、痛快淋漓的骄人战绩，收复了包括平壤在内的三八线以北全部土地，并拿下了三八线以南的部分地区。美军从东西两路全线溃败。国务卿艾奇逊称之为：“美国战史上最长的撤退。”（见本文作者《狂飙横扫—从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宏观角度，解读“长津湖之战”》）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凡是沾“洋”字的国家，就有资格欺负中国。

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今天，放眼全世界，能把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军王牌精锐，及列强组成的联合国军打成这等模样的，只有中国军队了。

面对三十八万志愿军雄杰，当时的联合国军只有一个共同信念和目标：“尽可能地跑到远离中国人的地方。”

第三次战役，志愿军攻占了南朝鲜首都汉城。武装进入他国首都，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第四次战役，打到了汉城以南的三七线。而第二、三次战役以后，整个西方世界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

第四次战役后期，小小的砥平里成了整个朝鲜战争中，攻防转换的转折点。

由于战线越拉越长，再加上美军的空中绞杀战，后勤给养成了志愿军第四次战役后，退回三八线以北的最主要原因，也使志愿军重武器严重不足、没有空军只能夜间作战的缺陷暴露无遗。

第四次战役之后，志愿军简陋的装备才开始陆续改善。

谋战的背后是谋国。“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朝鲜战争给中国留下的遗产是无比丰厚的。它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绝地反弹，而列强们再也不敢觊觎这个近代百年以来，饱受蹂躏的古老国度。

另外，在苏联经济、金融、科技等各方面的援助下，有体系的工业基础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张，奠定了新中国全方位的工业基础。

最重要的是，朝鲜战争后，中国的国防力量也已经脱胎换骨。然而，志愿军更换苏式装备，是在第四次战役之后，才陆续开始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年积弱而正在百废待兴之时，中国与工业化发达、拥有世界上一流装备的联合国军，根本不是一场实力对等的战争。

但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不顾苏联的出尔反尔、拒绝提供援助的情况下，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魄力力排众议，出兵朝鲜。

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不能允许中国第一大工业基地，失去战略缓冲区。保家卫国的同时，也避免了苏联借势控制中国，在中国的港口和其他要害之处设置军队的企图。

当志愿军以骄人的战绩，打断了即将悬在中国头顶上的利剑，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时候，斯大林才真正看到了中国的实力：一个小小的朝鲜半岛，竟然吸引了美国海外派军的近三分之二的兵力。

苏联的战略重心，永远是在东欧，而将美国的注意力和兵力吸引在远东地区，高度契合了苏联的战略意图，遂开始了全方位对中国的援助。

不显示实力，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前四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是凭借自身不怕牺牲和顽强的意志，用最简陋的武器装备把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第一流军队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过了三八线。陆续收复平壤，占领汉城，最远打过了三七线。

随着苏联的全面援助和军队苏式装备的配备，毛泽东越来越有自信:“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整个志愿军上上下下充满必胜信心的同时，也弥漫着一股轻敌的情绪。

即将进入休整的十三兵团向刚入朝的两个兵团介绍经验时，都说美国的防御像鸡蛋壳，表皮硬，中间空，正好有利于我军的迂回穿插。

因此，新入朝的部队根本看不起联合国军，甚至军中流传着一个小调:“从北到南，一推就完……”

（二）

1951年5月26日，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内，毛泽东抽着烟陷入了沉思。

悲壮、惨烈、规模巨大的第五次战役给予毛泽东极大的震动。朝鲜战场上双方集结了近百万兵力，堪称二战后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整个五次战役中，我军准备最充分的一次。

随着五十万新锐大军相继入朝参战，打满四次战役全场的志愿军主力第十三兵团第38、39、40、42军退至后方休整，第50、66军回国休整。

志愿军将轮番上阵，轮番休整，这样可以保持充足的体力和旺盛的士气不断发起进攻。同时，可以拿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美军当陪练，提高整个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经过长津湖之战的宋时轮第九兵团四个军已经休整完毕，新入朝的陈赓第三兵团第12、15、60军（副司令员王近山代理指挥），与杨得志第十九兵团的63、64、65军一共十个军为主力第二次打过三八线，发起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此役歼敌8.2万人，虽然摆脱了第四次战役所处的被动局面，也创造了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歼敌数字，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志愿军伤亡、被俘和失散8.5万人，是朝鲜战争五次战役中，唯一一次我军伤亡多于敌军的战役。第60军180师由于判断失误，没有突围而是提前解散了部队，导致几乎全军覆没。

最后如果不是第63军在惊天动地的铁原阻击战中，以精妙绝伦的战术以及惨重的代价稳住了战线，后果不堪设想。（见本文作者《志愿军是怎样让对手见识到——谁才是战术大师和世界轻步兵之王》）

战争本身就是此消彼长、各领风骚的较量。

毛泽东是充分理解彭德怀的，虽然彭德怀将这次战役视为自己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极其少有的失误之一。

战略上，志愿军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志愿军面对的，毕竟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军事联盟。除了意志和战术，其他各个方面，实力还严重不对等。

尤其是在后勤方面，它是现代战争的瓶颈，其重要性和迫切性，现在甚至已经大过一线战斗部队的战斗力。

发起第五次战役之前，彭德怀就对洪学智说过:“如果一两天没饭吃，再好的作战计划都是一场空，如果打胜了，一线功劳占一半，后勤占一半……”

随着苏联的全面援助，志愿军的力量大大加强，洪学智手里后勤供给的汽车增加到了1400辆。但美国也没闲着，美国远东空军的飞机也从1000多架，增加到了3000多架，袭击绞杀的重点就在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

前四次战役也已经使美军摸透了志愿军的战术和后勤巨大的缺陷所在，制订出“磁性战术”以应对志愿军的进攻。

面对只能夜战的志愿军，在志愿军刚刚开始进攻之时，美军先退出一夜行军时间，白天再利用飞机和重炮的优势发起反击。取代麦克阿瑟的李奇微甚至精确地算出志愿军由于后勤供应的不足，一次大型战役的进攻只能维持不到七天。

而第四次战役后期的砥平里攻坚失利，除了只能夜间作战外，则将志愿军严重缺乏重型火力的缺陷完全暴露在美军面前，使美军不再认为志愿军不可战胜，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可以坚守的自信……。

毛泽东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头。仗打到这个份上，不总结教训是不行的。

第五次战役虽然创造了入朝以来的歼敌最多的战绩，但我军伤亡也第一次超过了对手，最重要的是没有完全达到战役目的，大的方面的原因还是后勤供应上的问题。

纵观整个五次战役，我军实施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以达到全部歼灭的目的。

对付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战略上要藐视，战术上一定要重视。不能轻敌，更不能性急而胃口过大。有必要先将打大歼灭战的方针，改为打小歼灭战。

发扬解放军得心应手的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后各个击破的传统战术。至少在几个月内对美军不实施大包围，要求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精心挑选目标，歼灭美军一个营到两个营即为胜利。

对南朝鲜军则可以实施战略或战役性的大包围。如此几个战役下来，就可以降低其士气，动摇其军心，彻底打掉美军的自信。

第二天，毛泽东向志司发出这个重大指示后，接见了在北京养病的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和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这一指示精神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连续打规模巨大的战役要考虑国内经济稳定因素，打仗的规模要与经济相适应”。他形象地把采用打小歼灭战的构想，称之为“零敲牛皮糖的办法”。

在规模上，他具体指示:“一次最多使用三、四个军，其他部队整补待机，有机会再战。各部队轮番作战，今年夏秋冬季作战方针为削弱敌人，明年春天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势。”

对于毛泽东“先小规模削弱、再大规模歼灭”的战略构想，彭德怀及志司表示:“军事方针指示完全正确，当按照执行。”

随着战事的推进和这种战术的有效应用，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战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的战法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但随着整个战争形势出现新的变化，第六次战役的酝酿和发动，在彭德怀的脑中已经逐渐成形，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又一场大的战役即将展开。

（三）

面对中国无穷无尽的战争人力资源，和中国军队强悍的战斗力，美国终于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场不太可能赢得胜利的战争，在英国的建议下，开始寻求谈判的途径。

而事实上，在惊天动地的战场背后，各种政治上波澜不惊的较量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在西方阵营中，英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直致力于结束战争。早在第一次战役激战正酣之际，英国政府曾几次三番想对美国人施加影响，劝说他们不要试图靠近鸭绿江，以至于彻底打破这一地区的战略态势。

然而，显然美国军政高官们对这些英国老古董的提议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

后来的英国人不但规劝美国在鸭绿江南岸建立缓冲区，以示无意威胁中国东北，并敦促美国放弃台湾。甚至还在私下里，同中共进行了谈判。

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大多数盟友一面在投票时，老老实实地与美国保持一致，一面又小心翼翼地支持联合国邀请中国的特使参加联合国会议。

1950年11月28号，新中国建立的第二年、朝鲜前线第二次战役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在三十八万志愿军苦斗恶战之际，伍修权将军出现在了联合国大会上。

那是新中国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对这个崛起与黄土高坡上的政权视而不见。如果他们能多少正视一下中国人对尊严的渴望，他们还会在朝鲜和台湾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中国吗？

当美国谴责中国无故出兵对抗联合国军队的时候，伍修权将军义正言辞、振聋发聩:“是谁破坏了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是中国军队入侵了夏威夷？还是美国军队入侵了台湾？“。

拿毛泽东的话讲，伍修权是大闹天宫去了！

面对实力强大的西方世界提出的停火要求，周恩来开列了三项停战条件:

第一，中国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大会的合法席位；第二，美国军队从台湾海峡撤兵；第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其中的第一条不是眼前的朝鲜战局，也不是关于台湾，而是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权益和地位。直到此时，美国人终于明白，弼马温要当齐天大圣了。

中国出兵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不仅仅是这个新生的国家的边境感到了的威胁，而是这个迟到的古老国家要力图取得更大的承认。

第二次战役的惊天逆转，使战场主动权已经全面落入中国军队手中。当志愿军迎面击来的铁拳把联合国军打得痛入骨髓的时候，西方政客才不得不正视这个国家的力量与决心。全世界看中国的眼光至此一分为二。

既然在战场上到了这个份上，美国人只能力求寻找一个既能保全面子，又能体面地停止战争的方法去寻求与中国对话。但是在毛泽东的心里，同样既然在战场上到了这个份上，体不体面这个话题，就已经由不得华盛顿说了算了！

按理说，第二次战役大获全胜，已经把联合国军赶过了三八线，已经实现了自己向联合国军的警告，也初步达到了拥有北朝鲜这个战略缓冲区的需要。

以印度为首的十三个亚非国家也在极力促和。中国军队羸弱的补给线也不断拉长。中国还会继续进攻吗？全世界都在屏息凝视。

“务必打过三八线！”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战役给彭德怀下达的命令。中国政府以强硬的姿态，拒绝了十三个国家所提出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提案，并质问道:“联合国军打过三八线的时候，十三国怎么不说话？”

言下之意，志愿军是绝对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给联合国军以喘息之机的。

以极大的魄力和勇气与最强大的敌人亮剑，并不是单纯地向全世界显示气魄和能力。志愿军后勤所能承受的极限毛泽东也并不是看不到，此时毛泽东的眼光早已穿越了战争，已经脱离了军事的范畴，正是其所围绕这场战争所隐藏的宏阔的布局。

面对弱者，斯大林是不屑于做出任何让步的，何况要牺牲自己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知识产权去倾力帮助一个几乎没有系统工业基础的农业大国。

这一切，毛泽东当然心知肚明。

而中国军队的骁勇善战、以及跟西方国家的完全对立，高度契合了苏联的战略意向，也受到了斯大林的完全信任，全面援华随着志愿军攻取汉城而就此展开。

第五次战役后的1951年6月，英国首相艾德里一再提醒美国总统杜鲁门，不要忘了最大的对手苏联还安然地坐在克里姆林宫里。美国政府也终于不情愿地通过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和一些中立国，到处寻求与中国对话谈判的途径。

信息很快传到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心如明镜，实际而客观地判断了当前形势。

志愿军在朝鲜已经取得了毋容置疑的巨大胜利，但想尽快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以现有实力是不现实的。着手于谈判的同时，再组织一场大的战役也甚为必要。

如果说中国人在暗无天日的殖民主义时代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拳头是最好的外交。”

不真正把美国的军事自信彻底打掉，与美国谈判是很难取得实质进展的。

（四）

1951年7月1日，根据新的形势，彭德怀向中央军委发出了建议发起第六次战役的电报。

预定先以第一梯队十个军发起战役攻击，集中兵力歼灭美军第3师和土耳其旅。第二步，伺机歼灭美军第25师和南朝鲜第2师。另以五个师作为战役第二梯队，视情况继续发展战果。

志司作战处已经制订好了详细的作战方案，准备雨季过后，于8月中旬实施抗美援朝第六次战役。

接到彭德怀的电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综合整个形势进行了缜密的研究。

据俄罗斯公布的前苏联档案透露，早在5月29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一份电报中，就认为轮番打小歼灭战的战略方针是“冒险的”，“很容易被敌人识破”，“不利于我军实施机动的可能性”。

斯大林的意图很明显，全面援华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为了把西方阵营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远东地区，并利用中国军队大量消耗美军在海外的派遣军队。大大加强苏联在欧洲地区建立绝对优势。

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军事思维一旦运转开来就难以停止，并没有立即因此而改变自己军事战略的布置与实施。延长朝鲜军事行动的时间，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一是有利于发挥我军优势战术的实施，大大减少自身的伤亡。二是更加有利于增加苏联全面援华的力度和广度。

此次预计发起的第六次战役，则完全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制订的应对方案，主要是准备配合停战谈判的。

所以，一直到了7月26日，斟酌再三的毛泽东才复电彭德怀，同意发起第六次战役，但建议彭德怀把战役时间推到9月，并就战役的部署和结果以及合理性，希望志司做出更周密的考虑。

7月27日，彭德怀正式下达预备作战命令。计划出动十三个军和朝鲜人民军四个军团，以及航空兵二十二个团，一举攻破联合国军的防线，打到三八线以南。

进入8月后，在大军蓄势待发之时，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在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后，提出了不同的建议。

他认为，开战以来，我军已经取得了战略和政治上的巨大胜利。从鸭绿江打到了三八线，已经远远超出出兵以前的预想。现谈判在即，如果就地停战的话，我们并不吃亏。

美军所占的东线地区面积稍大却都是山区，人口稀少土地贫瘠。而西线我们所占的地区面积略小却都是平原，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离汉城较近，对敌人威胁很大。

彭德怀缄默不言，显然是被说动了。邓华接着分析:

“如今美军已经修筑了强大而纵深的、成体系的现代化立体坚固防御阵地。如果我军以现有的兵力和装备发起攻击，其结果有三:

第一，攻破了敌阵，部分歼灭了敌人；第二，攻破了敌阵，赶跑了敌人；第三，未攻破敌阵，而被迫撤出战斗。不管哪一种结果，伤亡和消耗都会很大。尤其后者又将使我军陷入被动。

而由于美军加强了对我后方的空中绞杀，攻出去，我军后勤补给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鉴于敌人的“磁性战术”，尚不可能达到大量歼敌的效果。

相反，如果敌人离开阵地，大举向我方发起进攻，我们现有力量是完全可以将其打垮的，战果会很大，代价会很小。这也与毛主席打小歼灭战的战略意识，是高度一致的。”

一代名将邓华的分析打动了彭德怀。他对邓华说道:“你的分析很有道理，马上写个书面建议给毛主席，第六次战役不是非马上发动不可，也可以缓一缓嘛。”

8月18日，邓华的建议送到了中央军委。建议中邓华还做了补充:“即使不发动大型战役，也当尽可能做战术反击，推前接触线，更好地了解敌人阵地的坚固程度。”

毛泽东和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第六次战役预案慎重研究后，给志司下达指示，确定了“9月战役计划改为加紧准备，暂不发动大型战役。”

两天后，毛泽东专门就邓华的补充建议电令彭德怀予以认真考虑:“9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

8月23日，彭德怀复电同意:“将选择敌人突出部分进行局部反击。”

而正如毛泽东与邓华所料，这时的美军为了配合谈判，也开始对中朝联军施加军事压力，向东线朝鲜人民军阵地实行了夏季局部攻击，紧接着又是秋季局部攻势。

志愿军教科书式的战术，在积极防御和反击作战中，取得了三个多月歼敌十六万余人的巨大胜利。联合国军自认进攻失败，被迫于11月27日同中朝方面达成军事分界线协议。

自此之后，随着战场态势和谈判的发展要求，战争形式的重点已转到了阵地战。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作战指导思想也转到了打小歼灭战。

（五）

抗美援朝第六次战役虽然始终未曾发动，但却并非像一些不明就里之人所说的“不顾实际”、“不了了之”的战役构想。

事实证明，这次引而不发的战役，成了美国政坛和军队心中，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在有助于我方战略性的走向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据战后美国公布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每半月向安理会呈送的作战报告中透露，当时得知志愿军第六次战役的备战活动后，美军内部引起了极大震动。

志愿军强悍的战斗力让他们记忆犹新，李奇微在报告中屡屡提到“几十万中国援军已经进入韩国，火力已经今非昔比。强大的炮兵预备队已经开到前线，正准备发动新的攻势。”、“中国军队即将发起第六次大型攻势”等等。

美国专栏作家艾伦大爆内幕，称李奇微已经向美国决策当局呈交了一份谈判以前最暗淡的报告。

报告中一再强调的核心问题，是“李奇微最关切的问题是中国军队一旦准备完毕，即将发起全面攻势……中国军队不仅壮大了地面部队人员和装备，战场上已经集结了达90万士兵，并且已经具备了可能一次性可以出动600架战斗机的实力。

一石激起千层浪。据称，李奇微的报告在美国决策当局激起了轩然大波。

美国海外派遣部队有三分之二已经聚集朝鲜半岛，而第二次战役中国军队只用了装备简陋的两个兵团外加两个军，就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过了三八线，如果不是后勤补给问题，后果简直难以想象。

如李奇微所言，中国军队如今大幅增加了作战部队，装备也今非昔比，如今即将发起第六次战役的消息，在美国决策当局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情绪。

因此，急于主张停战谈判，力促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检讨韩战的全盘战略。并且极不情愿地承认:“只有傻瓜，才会在还没有开始碰到共产主义世界核心的情况下，同中国发生对抗！”

美国开始焦急地寻找和中国谈判的大门。国务卿艾奇逊后来在回忆录中哀叹:“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去到处寻找寻求与中国对话的线索与窗口。”

杜鲁门政府为了打开与中国谈判的大门，可谓挖空了心思，甚至派人去香港碰碰运气，结果无功而返。用这种方式寻求与中国的联系，用艾奇逊的话说，就像“把一封信塞进瓶子里，扔进旧金山附近的大海里……”

在艾奇逊的指示下，驻联合国的美外交人员开始频频向苏联的外交同行“暗送秋波”，但对方毫无反应。无奈之下，艾奇逊只好厚着脸皮让自己的顾问凯南去面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间接向北京传达美国政府想要和谈的信息。

美国决策当局急于寻求与中国对话的迫切感，由此可窥见一斑。

这说明备而不发的抗美援朝第六次战役对美国的压力非常之大，以至于直接束缚了李奇微的手脚。

后来的谈判中，美军采取所有世间能想到的无赖手段拖延停战谈判，却始终不敢使谈判破裂。

在战场上，美军想尽办法施加军事压力，也只能实施局部阵地的争夺，用有史以来最密集的火力给谈判多增添一点砝码。再也不敢像第四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中那样的全面反攻。其战役决心也朝令夕改，经常自打嘴巴、自相矛盾。

事实证明，充满神秘、引而不发的抗美援朝第六次战役，的确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随着为期两年多的战争史上最艰难谈判的开始，前所未有的长期阵地攻防战就此展开。其残酷与血腥并不次于五次大的战役，经常动不动就将局部阵地战，打成了战役级规模。

代表着美军失败的一系列“血岭”、“伤心岭”也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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