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在两千年帝制受到西方第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冲击，开启了中国学人关于中西文化和思想对抗的艰难历程。身处变局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严复等人，体内既传承着中国传统中最深厚的文化基因，同时，也因其西学和留洋经历，而明了西方最精髓的思想脉络。而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抗、交汇，伴随着时代的剧变，都在他们的思想内心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严复作为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他们内心的矛盾性特征。一方面，他们作为中国两千年传统中的学人、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既精通，又具有浓厚的情感寄托，另一方面，也和同时代人一样，对西方的以军事、经济、政治相关联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具有不可抗拒的好奇，乃至爱恨交织的情绪。
作为近代西学第一人的严复与同时代或前辈相比，更加关注西方的思想家的观点，而不是军事或者政治实务，并且与其同时代各个派别的立场颇为不同。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社会主流思想仍相对保守，以极端保守派和中体西用的洋务派为主流。他们要么如保守派将中国儒家孔教和政治建制视为一个整体，连西方的科技都看做一种奇技淫巧进行抵制，又或者如洋务派，尽管迫于危机压力，区分去体用之分，主张中体西用，接受西方军事、技术之用，而坚守儒家纲常和政治建制这一本体的神圣性。
即便是后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也仍以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方式宣传维新变法的理论，以儒家的“公羊三世说”为伪装，宣传社会进化论。
对极端保守的人来说，严复的掀起的激进思想和对儒家的批判，无疑是罪大恶极，比康有为更可恶，因为康有为也不过以《孔子改制考》这件“今文经学”的传统外衣，来为改革辩护。而严复则是直接地攻击旧制度的意识形态——孔教。
严复主张直接学习西方的思想本体，即西方的科学、自由、民主和法治精神，并认为这才是西方富强的秘密。他认为，包括李、张在内的洋务派，只是在西方的支节上着眼改革，而没人触及西方文化的“本体”，难以成功。而他们与顽固的保守派一样，都将中国文化视为铁板一块，并将其等同于“孔教”，甚至将其神圣化，是一种愚蠢的做法。
针对“中体西用”说，他提出著名的“体用不可分”。“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而这种观点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却可发现其与中国宋明理学的“体用不二”之说一脉相承，并深深影响着后世中国思想的进程。
严复并非主张全盘抛弃传统，而是在当时极端保守封闭的社会中，打破一个缺口，将西方思想引入中国，给予中国文化以重新焕发生机的机会。“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古人虽有精髓，但后人却不能继承发扬。因此，需尽力学习西学，作为镜鉴，反观自身，方能发现中国古人的微言大义。
总之，严复与同时代的保守派、洋务派和维新派都不同，拥有独特的政治和思想光谱：严复既不是保守派，又不是激进派，更不是骑墙派，而更像是坚持“中庸之道”，在传统和西化之间进行着微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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