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版权意识已深入人心。同时，伴随着计算机软件、音视频和自媒体等新领域、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增强，我国版权纠纷案件数量呈现增长趋势。如何从版权纠纷的源头开展预防、从前端进行化解？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中华版权代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孙宝林在采访中提出，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确认版权纠纷专业调解的法律效力。

孙宝林在调研中发现，多地互联网法院、基层法院受理的版权纠纷案件数均占比较高，版权纠纷在整体知识产权（版权、商标、专利）纠纷中的比重已超50%，为基层法院带来一定压力，也推高了解决版权纠纷的社会成本。同时，由于社会公众对调解工作认知和信心不足，精通版权专业知识并具备法律素养的专业调解人员不足，目前版权纠纷调解成功率偏低。

“我也发现，大量版权纠纷带有共性的特点，涉及的法律主体长期共处、标的额普遍不大、核心争议相对简单。”孙宝林认为，处理这类版权纠纷，由版权公共服务机构予以调解，是一种比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更为高效、更为柔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将对实现矛盾化解在基层、纠纷诉前解决以及减轻基层法院审判压力起到积极作用。例如，对拟设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国家版权纠纷调解中心”作为版权公共服务机构调解版权纠纷的法律效力予以确认，在其专业性、公信力的基础上，强化法律效力，或可从源头减少版权纠纷案件的诉讼增量，促进社会和谐。

采访中，孙宝林提到，“我们立志于在版权工作中做好‘五个服务’——服务于经济‘主战场’，服务于科技创造创新，服务于文化繁荣发展，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并服务于创作人的权益。”他表示，以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为代表的版权公共服务机构，应在做好版权保护工作的基础上，在版权运用方面探索发挥更好的作用。（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孔繁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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